1967年6月22日，北京，李立三在一封求助信尚未得到回应时，服下了大量安眠药。这个曾经站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革命者，走完了68年的人生。遗憾的是，他去世时没有正式姓名，骨灰也未能留下明确所在。 李立三的身后事，直到1980年才重新回到党的历史记录中。那年3月20日，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追悼会，七百多人参加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出席，王震致悼词，为他推倒了长期加在身上的不实罪名。 这场追悼会并非李立三第一次被悼念。1922年，他在安源组织工人运动，因一度失去联系，同志们误以为他已经牺牲。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他又在战斗中与队伍失散，敌情混乱之际，再次传出死讯。 两次“牺牲”都成了误会。李立三后来活着回来，参加追悼会的人却已经散去。1980年的那一次，才是真正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。骨灰盒中没有遗骨，只有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，象征性地放在党旗之下。 这位后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人，早年并不显眼。1915年，他从湖南醴陵来到长沙求学，经罗章龙介绍，结识了毛泽东。那时的李立三见识有限，面对已经颇有思想锋芒的毛泽东，他显得拘谨少言。 毛泽东后来谈及那次征友，曾说只得到“三个半朋友”。李立三被说成“半个”，并非两人关系疏远，而是因为初次见面时没有充分交谈。这样的细节，恰好说明早年的李立三还远未显露出后来那种果断而强硬的性格。 时代很快把他推向工人运动的前沿。安源时期，他善于深入矿工和铁路工人之中，组织罢工，争取改善待遇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，一条重要线索是农民运动，另一条便是城市工人运动。李立三正是在后一条道路上崭露头角。 1930年，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，对革命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，推动各地举行城市武装暴动。现实很快证明，这种“左”倾冒险造成了严重损失。李立三被撤销领导职务，随后前往苏联。 他没有回避责任。检讨中，他承认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害，表示愿意用一生弥补。有人在五十年代末邀请他讲党史，年轻听众谈到“立三路线”时问：“您怎么知道当时领导人的想法？”李立三笑着回答：“因为我就是李立三。”会场先是一静，随后响起掌声。 这句话分量很重。它不是为自己辩护，而是把一段沉重历史摆到众人面前。回国后，他曾使用过“李敏然”等名字，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讲课者的真实身份。能够公开剖析自己的失误，在当时并不是轻松的事情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李立三继续从事工会和劳动方面的工作。1951年，他提出工会既要代表工人，也要维护工人自身利益，这一观点受到毛泽东批评，被认为混淆了工会与国家、集体之间的关系。李立三随后作了检讨，此后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减弱。 真正把他推入困境的，是特殊年代的政治风暴。由于妻子李莎是苏联人，中苏关系恶化后，这个家庭被反复审查。李立三被扣上“苏修特务”等帽子，正常身份和人格都受到冲击。那些没有证据支撑的流言，在当时却足以让一个老革命者陷入孤立。 1967年，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，要求调查有关自己的问题，希望说明事实，洗清嫌疑。但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信件没有及时带来结果。长期承受的压力，加上看不到出口的处境，最终使他选择了自尽。 李立三死后，遗体被秘密火化，登记姓名只写作“自杀者李明”。由于骨灰没有家属认领，后来与其他无名骨灰一同安置。1980年恢复名誉时，已经很难确认其具体位置。李莎此后重返教育岗位，长期从事俄语教学。她曾说，自己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。那副眼镜和那枚印章，便成了李立三留给历史的最后物证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