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1年10月29日凌晨，太原城枪声大作，起义新军冲进巡抚衙门时，陆钟琦正在和从北京赶来的次子陆光熙谈话。 他走出大堂，仆役李庆云跟在身后，挥之不去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陆钟琦对着蜂拥而入的士兵叱道：“尔辈将反邪？”话没说完，随即中弹倒地。 他的儿子陆光熙奔出来救父，也被击毙。新军冲入内室，他的妻子唐氏抱着年幼的孙子，一并遇害。这一天，距离他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调来山西，满打满算二十三天。 一个人只当了二十三天封疆大吏，就死在任上，而且全家几乎死绝。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在于，杀他的人后来当了山西都督，这个人的孙女后来造了中国的飞机，而这个人的外玄孙，叫高晓松。 陆钟琦，字申甫，顺天宛平人，本籍浙江萧山，生于1848年，光绪十五年才中进士，那年他已经四十一岁。 陆钟琦科场不顺，仕途也谈不上飞黄腾达。他的父亲陆春荣“绩学不遇”，是国子祭酒盛昱的老师。陆钟琦少时“劬学，以孝称”，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晚清能吏路线。 但在做地方官这件事上，他确实有拿得出手的东西。《清史稿》载他在湖南任上“察吏严，定州县结案功过章条，月计勘案数与其鞫讯状限期报司，繇是狱鲜积滞”。换句话说，他给州县官定了办案考核的硬指标，每月统计勘案数量，限期上报审讯情况，积压案件因此大减。 再移江苏，“多平反”。民间口碑也好，有的地方甚至给他修了生祠。一个地方官能让老百姓活着就给他立祠，这不是靠作秀能换来的。 但陆钟琦身上有一层更复杂的底色。 庚子年拳乱，大学士徐桐是支持义和团的，陆钟琦当面持异议，徐桐不听。八国联军入京后，他的同年王懿荣、熙元、宝丰等人先后殉节，陆钟琦得知消息，痛哭一场，关上门就要自缢，被人救了下来。 这段经历说明两件事：第一，他在庚子年那种举国癫狂的氛围里保持了基本的判断力，没有跟着徐桐去捧义和团的臭脚；第二，他对“忠节”这两个字有近乎本能的执念，这种执念后来要了他的命。 还有一层关系值得注意：陆钟琦做过醇亲王载沣的老师。载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，摄政王，当时清廷实际的最高掌权者。也就是说，派他去山西的，是他自己的学生。老师去给学生守江山，这件事本身就带着一种旧式伦理的沉重感。 清廷选他做山西巡抚，恰恰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。当时山西的局势已经烂得不能再烂，前任巡抚丁宝铨被同盟会赶跑，新军里从标统阎锡山到下层军官，遍布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。清廷需要一个“有风骨”的人去镇场子，陆钟琦做过载沣的老师，庚子年又有殉节之志，简直是现成的人选。 问题是，风骨这东西在革命枪口面前不值钱。 陆钟琦到太原之后做了一系列部署，用阎锡山后来回忆录里的概括，叫“运枪开兵”。他把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调往晋南，名义上是防堵陕西革命军东渡，实际是釜底抽薪；同时调大同旧军进太原守卫军火库，又把库存的三千支新式步枪连同子弹运往河南，防止被革命党抢走。 这些动作单看每一步都合乎军事逻辑，但放在1911年10月底的太原，等于告诉所有人：巡抚大人要跟革命党死磕。同盟会的人一听说枪要运走，当即决定提前动手。 这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说。陆钟琦的次子陆光熙，本名惠熙，字亮臣，光绪三十年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东渡日本学陆军，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，与阎锡山是同学，《清史稿》明确记载他“本隶同盟会”。 关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加入了同盟会，当事者的回忆说法不一，但他的政治倾向是清楚的。阎锡山晚年回忆说：“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，但属泛泛之交，主张亦不接近，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，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。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。” 陆光熙回国据说是来劝父亲顺应革命的，但陆钟琦对革命的态度，从他跟三子陆敬熙的交代里看得清清楚楚。《清史稿》原文记载：“大事不可为矣！省垣倘不测，吾誓死职。汝曹读书明大义，届期毋效妇仁害我！”又说：“生死之事，父子不相强，任汝曹自为之。但吾孙毋使同尽，以斩宗祀。” 这段话说得太清醒了。他不是不知道清朝要完，他是知道自己拦不住，但仍然选择死。唐氏的反应更干脆：“汝父殉国，吾惟从之而已。”夫殉国，妻殉夫，这不是愚昧，这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士大夫家庭内部的一种共识，一种关于“体面”的共识。 在那样一个新旧更迭，保守与激进激烈碰撞的时代，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？ 阎锡山的回忆录里有一句话，是理解陆钟琦这个人最关键的材料之一。 他说：“他们与我们的立场虽异，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，因立场是各别的，人格是共同的，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葬之。” 阎锡山是杀他的人，但杀完之后下令厚葬，这句话说得很实在：立场是立场，人格是人格，两码事。阎锡山本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出身，他理解陆钟琦这种人的价值逻辑，只不过他不打算跟着走。 另有一段阎锡山的原话也值得引用：“陆抚之坚贞，谭协统之忠勇，亮臣公子之勇毅，均足为我们敬佩。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，抹杀他们的人格！” 清末诗人郑孝胥写过一首《陆文烈公钟琦文子遗墨卷书后》，里面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