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乱世之中，蒋介石麾下幕僚人数众多，但真正能精准预判战局、制定顶层战略的人才寥寥无几。 而杨永泰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，他没有正统军校背景，却凭借敏锐的局势洞察力和扎实的局势研判能力，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首席智囊。 1880年，杨永泰生于广东茂名，早年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，后来又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念过书，还留学过日本，文笔好，脑子快，对天下大势有一套自己的判断。 民国初年他在政坛上起起落落，当过广东省长，也跟着孙中山干过革命，但一直没找到真正能施展的平台。 直到1928年，通过黄郛和熊式辉的引荐，他结识了蒋介石。 两人一见面，杨永泰就把当时各路军阀的底细摆了个清楚。他说冯玉祥的西北军可以用经济手段瓦解，阎锡山的晋军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，李宗仁的桂系得靠军事手段对付，张学良的东北军则要用外交手段稳住。 这套“削藩”思路让蒋介石眼前一亮，当场就把他留在了身边。此后几年，蒋介石确实照着这个路子一步步收拾了各路地方实力派。 但杨永泰真正让蒋介石刮目相看的地方，在于他对红军战略的三次关键判断。 第一次是在第四次“围剿”失败之后。国民党连着几次围剿苏区都没占到便宜，杨永泰给蒋介石上了一道万言书，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并且强调剿共不能光靠军队硬打，要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。 他认为红军和普通军阀不一样，红军搞政治建军，兵民一体，光用枪炮解决不了问题，得从政治入手，切断红军与根据地群众的联系，瓦解红军的生存根基。 具体怎么做呢？他建议在苏区周边强化保甲制度，搞连坐，对民众做“软化、分化、感化”的工作，同时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。 这套办法在第五次“围剿”中被全面推行，国民党调动党、政、军各方力量，组成了一套严密的网络，跟红军打起了“政治战”和“经济战”。 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，红军最终被迫撤离根据地，开始了长征。说杨永泰这一手把红军逼上了长征路，不算夸张。 第二次判断出现在红军长征初期。 1934年底，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之后，蒋介石召人分析红军下一步去向。大多数人给出了三种可能：一是从赣南去广东，二是从赣南进湘粤边界再到湘南，三是先到湖南再穿到湖北安徽一带。 但杨永泰提了第四条路：红军可能经湘西入贵州，然后转兵四川，一路向北。 蒋介石当时就否了，说这是当年石达开走过的死路，红军不可能重蹈覆辙。但后来的事实是，红军长征的实际路线恰恰就是杨永泰说的这条。 当然，红军走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，很大程度上是被各路敌军堵截之后逐步形成的，但杨永泰能在当时众多可能性中挑出这一条，至少说明他对红军可能的行动方向有超出同僚的判断力。 第三次判断发生在红军进入四川之后。 当时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，杨永泰断言红军会在大渡河一带遭遇重大挫折。他的依据是红军和当年石达开的太平军有三个相似之处：行军路线基本一样，都绕开了西昌城；进入四川的时间都是农历五月涨水期；面临的追击态势也类似。 但红军最终强渡大渡河成功，没有重演石达开的结局。这一次杨永泰看对了形势，却没算到红军的能力和决心。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，杨永泰确实是个有水平的谋士。他不像一般的政客只会讲空话，他提的方案具体、可操作，而且抓住了红军和军阀之间的本质区别。 但也正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太得用、权力伸得太宽，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坐不住了。 当时国民党党务大权掌握在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手里，这就是所谓的CC系。 杨永泰属于政学系，虽然政学系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，就是一群比较务实的文官凑在一起，但杨永泰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，位置越来越显眼。 1933年南昌机场发生大火，烧毁了蒋介石刚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十几架轰炸机。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收了CC系十万美金，把调查结论写成了意外事故。 杨永泰觉得不对劲，请示蒋介石之后和戴笠联手重新查，查出来是航空署长徐培根盗用公款亏空，放火烧库房销毁账目，结果火势失控把飞机烧了。这件事让CC系丢了面子，也让二陈对杨永泰的敌意更深了一层。 更让CC系受不了的是，杨永泰在第五次“围剿”期间向蒋介石建议，把党、政、军的力量集中到“剿匪总部”统一指挥。 蒋介石对这个建议很满意，因为正好可以借机削弱CC系对党务的垄断。这样一来，原本属于CC系掌控的不少权力和资源被划走了，双方的矛盾从暗斗变成了明争。 1935年底，杨永泰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。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升了，实际上也把他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。 当时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非常复杂，CC系、复兴社、胡汉民派、桂系等各种势力都在角力，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多年，得罪的人太多。 1936年10月25日，他在汉口江汉关码头遇刺身亡，终年五十六岁。 那么，谁是刺杀杨永泰的主使？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同说法。 流传最广的一种是CC系指使，陈立夫、陈果夫兄弟对他积怨已久，有CC系的重要人物后来也承认过这件事。还有一种说法涉及胡汉民派的刘芦隐，他因为资助刺客被逮捕并判了十年。